內容摘要：

　　關鍵詞：法治；改革

　　作者簡介：

　　2015年兩會再次成為中國乃至于世界政治的一個焦點，但與往年不同的是，它延續(xù)并推進的是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奠基的“新法治”主題。2014，法治成為年度關鍵詞，成為中國改革史新的主題與歷史節(jié)點，成為未來三十年中國政治社會轉型發(fā)展的底線共識與秩序基準。這一轉折來之不易，既是改革三十余年社會多元化與秩序演進的自然要求，也是執(zhí)政者與時俱進、秉持回應倫理的適時決斷。法治在新中國歷史中的重新確立經歷了艱難曲折的過程，來自于對1949、1978兩次秩序轉型的理性揚棄與綜合。

　　1949，“時間開始了”（胡風），六法全書盡廢，革命新法制出爐，運動、政策、計劃、領袖、指示、繼續(xù)革命、階級斗爭、國際主義等等，完全顛覆了人們對治理秩序的古典理解與對民國法治的短暫體驗。“重工業(yè)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林毅夫）似可成為計劃體制的理性基礎，革命的剩余激情與超國界的抽象國際理想亦一度煥發(fā)了中華民族的創(chuàng)造與奉獻熱忱，但大破大立之際，法治成就不彰，人權與秩序遭受踐踏，革命本身認定的民主平等富裕之價值亦被反噬。這是一個“繼續(xù)革命”的時代，一個充滿道德理想主義而又悲愴哀怨的時代，其正面絢麗和負面陣痛同樣突兀昭彰。

　　1978，“春天來了”，文革終結，改革當立，道德理想主義陡轉為經驗實用主義，一切的政治思考與決斷開始重新“接地氣”，從中國政治最基本的問題--民生（溫飽）出發(fā)，重建國家體制與合法性。這是一個“經濟建設”的時代，法治重建的目的只是為經濟“保駕護航”，其自體價值尚不昭彰。其中，經濟建設之功能不限于民生，“國家能力”之面向日益清晰和主導化，這本身又構成了中國法治的新問題。盡管法治被作為“助力”和“工具”對待，并繼續(xù)擔負著專政“刀把子”的作用而應用于嚴打、政治與社會控制等刑事政策運動，但其內在的形式理性與啟蒙功能畢竟慢慢復蘇，假以時日竟然成為今日治理哲學的最強音。

　　觀念上的博弈以“法治與人治”、“法治與法制”的雙重區(qū)分為典型標志，前者是法治與非法治的路線之爭，后者是法治內部的工具主義與價值主義之爭，其結果和總體趨勢都是加強了法治的規(guī)范性優(yōu)勢和話語中心地位，使得法治話語正式進入1997年十五大報告和1999年憲法修正案。然而，1990年代末的“法治”入憲未能系統(tǒng)開啟中國法治進程，唯有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法治的“二次決斷”才成為中國“法治時刻”的真正標志，這決定于中國體制的政治習慣。

　　從“繼續(xù)革命”到“經濟建設”再到“法治建設”，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顯示出飽滿的政治意志與自主性。這種性格既來自于中華民族千年文明的生生不息與堅韌不拔，亦來自于執(zhí)政黨歷經20世紀革命與建設錘煉出的政治領導與決策傳統(tǒng)。具體路線有別，政治理想與領導體制巋然不動，這是中國政治連續(xù)性的奧秘。但領導體制亦成為改革對象，黨內民主法治與國家民主法治存在相互模仿與競爭的內在互動機制，而法治原理日益成為黨規(guī)與國法的共同語法。中國法治在取得部門法與具體法治經驗的同時，亦在儲備可反哺于憲制層面的新價值與技術理性。

　　向法治的系統(tǒng)推進是十八大以來中央最重大的國家戰(zhàn)略。這一戰(zhàn)略來源于如下判斷：第一，維穩(wěn)型體制與運動式治理不再符合新時代的治理要求，需要改造升級；第二，中國的系統(tǒng)現代化需要優(yōu)先奠定法治秩序，以法治作為有序民主的基礎和保障；第三，腐敗壓力與日俱增，法治反腐是治本之策；第四，法治是國家理性化、秩序化的核心原理，可以為中國的大國崛起奠基。因此，治理現代化的落腳點在于“法治”而不是任何其他的非法治模式。時代精神已然流連于此。

　　在經驗層面，法治進程呈現出自上而下的“反腐驅動”和自下而上的“死磕驅動”之復雜面向，整個國家與社會似乎“不約而同”地在這個歷史時刻開展著關于法治建設的超強動員。

　　反腐無疑是2014年的最熱關鍵詞之一。腐敗是人類政治頑疾，民主或非民主政體均深陷其中，程度不同而已。對腐敗的共同反對構成中國海外反腐與刑事司法協(xié)助體系建構的理性基礎。反腐在中國古典治理中亦屢見不鮮，成為執(zhí)政者重塑政治合法性、溝通天命與民意屢試不爽的治理術。新中國建國以來的反腐自1950年代初天津的劉青山、張子善案開始。盡管腐敗形勢因各種體制與社會原因而日益沉重，但執(zhí)政倫理中對腐敗的“零容忍”并未改變。改革開放時期曾有經濟學者從功能主義角度論證“腐敗”有理，有利于克服轉型期的制度短板，搭建經濟發(fā)展的非正式制度平臺，但從政治合法性角度而言，執(zhí)政者顯然已感到得不償失。既往各屆執(zhí)政者也屢有反腐運動，但力度和持久度均不如此番反腐。原因在于，一方面腐敗日積月累，存在系統(tǒng)化和根深蒂固之勢，在侵蝕國民財富的同時亦可能嚴重危及事關國家安全之戰(zhàn)略部門的基礎性能力，成為國家安全隱患和漏洞；另一方面，腐敗導致民怨沸騰，嚴重削弱政治合法性，敗壞政治體基本倫理，有亡黨亡國之虞。

　　因此，此輪反腐，有著更新政治體合法性并重建民意支持度的戰(zhàn)略意圖。此外，反腐也逐步注意了對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的運用，強化了紀委的獨立性以及與司法程序的溝通性，但并未完成法治轉型，其“威權反腐”的傳統(tǒng)治理特征依然突出，這本身也構成中國法治的重要問題。不過，轉型期法治需要動力和特殊機制，威權的適當與合目的運用既無法避免，亦有其情境合理性所在。歲末盤點，周徐蘇令“四虎”伏法，實為反腐重大成果，亦突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政治慣例，至少在法律平等意義上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中國歷來并非無法，而是特權壓制法律，法律馭民而不馭官，法制片面實施和高度工具化，既未能實現“一斷于法”的法家理想，更無接納轉化法治之價值理性的制度通道。

　　當然，威權反腐的問題并不因立竿見影的反腐成效而被取消。這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反腐深度法治化問題，即為了使反腐獲得長效機制和持久動力，如何將威權反腐的機制與方法制度化和程序化。反腐的另一面向是道德歸責的興起，比如“通奸”情節(jié)的引入，顯示了“德治”面向。此外，獵狐行動式的海外反腐與刑事司法協(xié)助，有效開辟了反腐的第二戰(zhàn)場，將與人類利益為敵的腐敗分子置于無可逃遁之境。

　　民間面向，“死磕”現象在中國刑事司法過程的興起并非偶然，社會與官方應該漸然適應。“死磕派律師”之所以有市場，在于中國司法過程的合法性存在漏洞，法官行為在程序上存在缺陷，有刺可挑。如果法官嚴格依法裁判，則律師無處“死磕”。問題的癥結在于，中國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導致案件審判的利益牽連過于復雜，常常發(fā)生偏離程序和枉法裁判之事，造成眾多冤假錯案，引發(fā)涉訴信訪。“死磕派律師”抱團跨區(qū)辯護，乃一外生護法力量，成為破壞地方利益的攪局者，盡管為地方權力所不喜，但執(zhí)政者與中央權力應基于法治統(tǒng)一和權威性的整體利益而予以理解和支持。這種公益與理想取向的法律人群體在歐美法治轉型中亦大有作為，成為法律變遷與完善的重要社會機制。這是法治建設不可或缺之代表性力量，其出現與作為表明中國法治已獲得勃勃之社會生機。至于司法系統(tǒng)關于“擾亂法庭秩序罪”的擴容提議，則是司法權不自信和自我威權化賦權之舉，與法治社會精神不盡符合。其實，司法權威尚有另外一種“自發(fā)”型增長模式，比如近期病故的上海高院副院長鄒碧華就以精湛的司法技藝以及與律師合法合理溝通的實踐技巧而贏得了包括律師在內的整個法律共同體的認可與尊重。權威發(fā)自內心認可才最為持久鞏固。對于司法權威而言，我們需要更多的“鄒碧華”，而不是更多的體制性賦權式的法律“刀把子”。事實上，如果法官更像法官，律師也必然會更像律師，“死磕”現象興起所提出的真問題似乎并非司法制度權威不足的問題，而是法官自我規(guī)范化的問題。“死磕派”律師群體的出現，既表明了中國“法律人共同體”深度建構的理性自覺，亦體現了律師以法律程序倒逼法官規(guī)范司法從而整體建構中國法治傳統(tǒng)的正當期待。對于死磕現象，中國的法院、法官與司法體制應多些反思與改進，少些對抗與壓制，以公正司法服人。

　　當然，新三十年的“法治建設”尚屬于“普通法治”層面，側重司法權規(guī)范建構和普通法律標準化實施，尚未直接或根本觸及“憲制”層面。在中國改革的法治優(yōu)先論與民主優(yōu)先論長期爭執(zhí)不下之際，十八屆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決定似乎給出了明確答案，即法治優(yōu)先建設，以法治保障民主有序改革和發(fā)展。因此，在法治所開啟的新三十年改革中，一方面要防止法治在安全、威權、工具主義、功利主義等國家理性因素作用下倒退回“法制”，成為商韓法家之法，成為威權統(tǒng)治更理性化和更有效率的工具；另一方面要注意在法治建設中逐漸歸類和正名法治的“價值理性”，建立護衛(wèi)法治的規(guī)范價值系統(tǒng)，包括對自由與人權的肯定，對公開和參與的支持，對司法自主性的守護，對憲法與法律權威的尊重，對正當程序的追求。在法治體系日漸鞏固之時，應逐步開放民主政治領域，因為沒有民主的法治很容易與“威權”纏綿，喪失正當性標準和周期性檢驗機制。法治不可能完全吸納民主，行政也不可能完全吸納政治，否則香港就不會發(fā)生為追求普選而以中度違法為特征的“占中”了。在一個健全治理體系中，政治的歸政治，法律的歸法律，政策的歸政策，由憲法統(tǒng)攝之，以公民美德監(jiān)督之。當然，在憲制改革與民主化結構性展開之前，在法治體系深度建構之時，各種民主的基本設施建設亦不可人為拖延或擱置，需知民主政治與公民參政技藝不是一天煉成的。基層自治與基層選舉、人大代表專職化、立法公開與參與、行政民主、參與式績效評估、人民陪審制改革等等，皆為民主訓練與公民養(yǎng)成之所。只有在法治秩序下循序漸進，民主化才不會是秩序崩盤的災難，而是政治轉型與合法性再造的福音。

　　總之，中國法治的自主性與經驗層面的獨特性、多樣性決定了2014年開啟的未來三十年中國法治進程不可能照搬任何外來經驗，也不可能復辟任何舊有經驗，而必然是一個建構“新法治”的改革創(chuàng)新過程。執(zhí)政者、法學家、法官、民眾甚至死磕派律師均為這一過程的奠基性力量。新年伊始，我們共同守望共和國“新法治”的美好時代。盡管法治與革命相互反對，各有其正當邏輯與適用范圍，但在理想性上均為對某種規(guī)范體系的認知與實踐。二十世紀是革命的世紀，中國與世界皆然。因此，“告別革命”就不僅僅是改革初期中國政治進程的局部自覺，而是一種貫穿世界歷史的時代精神。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法治儼然是“告別革命”的邏輯結果與理性選擇，是一種新生的生機盎然的時代精神。順之逆之，各有選擇，但時代進步潮流不可逆轉。

　　比較而言，在政治轉型中，秩序基礎差、政體脆弱的國家易于發(fā)生“顏色革命”，在法治未形鞏固之時匆匆“民主化”，結果造成秩序崩盤和無窮盡的政治周期性震蕩，“顏色革命”諸多國家有此不幸。而在威權秩序井然、執(zhí)政者保有政治自信與改革意愿的條件下，法治優(yōu)先奠基恰恰體現了一種政治改革與民主轉型的自主性格與審慎品質。福山所謂的現代國家三大支柱因素“國家能力、法治、責任制（民主）”框架盡管不完全或主要不是提取自中國經驗，但對于解釋中國發(fā)展轉型路徑深具潛力。以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及整體中國歷史發(fā)展而言，似有“循序漸進”式的福山框架與歷史邏輯貫穿其中。在主要依據內部政治決斷與自主選擇而進行的政治現代化過程中，法治顯然成為規(guī)訓威權、重構秩序、保障自由、推進有序民主的中樞性系統(tǒng)。而今日由法治開啟之中國新三十年的“制度建設”階段，實為中國政治現代化最最關鍵的一大環(huán)節(jié)，是威權政體轉向民主政體的理性通道，其成效與前景自然要相對優(yōu)越于外力主導下的跳躍式“民主化”。當然，這一過程必然充滿曲折反復，價值之爭與制度博弈將日趨激烈，國家與社會關系發(fā)生結構性重整，公民權利意識與民主意識日益高漲，而治理技術與公共話語體系亦將發(fā)生重大變遷。成功接受并適應這一必然到來的歷史性挑戰(zhàn)，以法治鞏固國基，更化秩序，提升文明，保障自由，是中國順利應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及平穩(wěn)渡過“歷史三峽”的不二法門。

　　【作者簡介】

　　田飛龍（1983-），男，江蘇省淮安市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講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復議委員會專家委員，著有《香港政改觀察》。